生与死

解构在生物政治学这一多样化领域中占据了一个“离心”的位置，因为它将生命与权力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激进化。在福柯分析的基础上，德里达反思生物政治的“偏差”，这转变为生-死-政治，即对生命（bios）和死亡（thanatos）的政治。生与死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一个在自身内部铭刻了另一个。德里达的生-死-政治作为对生命概念及其与权力关系的解构，这种权力始终是生与死的权力，并不是生物政治的不同变体，而是其激进化。超越生物政治中对生命的权力与生的权力的选择，德里达思考一种生-死-政治，即生存的政治。共同良好地生存，确实是他未来民主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