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阿姆贝德卡尔派社会哲学和达利特文学批评的双重视角重新解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惩罚》。泰戈尔作为一位全球人文主义者,无意中再现了一部受种姓等级结构影响的文本。在这个关于两个达利特兄弟杜基拉姆和奇达姆、他们的妻子拉达和昌德拉及婆罗门拉姆洛陈的故事中,婆罗门霸权、达利特奴役和父权位移的社会寓言显而易见。本文运用阿姆贝德卡尔派的种姓理论来论证,该文本证明了达利特生活在种姓压迫下的精神和道德解体,达利特女性被施加的牺牲角色,以及作者自身意识到或无意识到的上层种姓视角,这种视角麻痹而不是消灭结构性种姓暴力。
大卫·达斯(周三)研究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