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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的水危机引发了分隔自1974年以来的塞浦路斯北部和南部的缓冲区内的集体干旱和长期稀缺的恐惧。岛屿水资源管理的构造性变化由此产生。自英国殖民时期以来,水资源一直是面向出口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独立、冲突和分裂期间,水始终是岛上各管理层的政策优先事项。在资源匮乏与灭顶之灾的论述日益增加的背景下,缓冲区南北两侧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大力投资于非常规的高容量水资源。自2015年10月起,从土耳其大陆引入的水下管道为岛的北部提供淡水,而塞浦路斯共和国则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建设海水淡化厂。本文认为,无论是北方“祖国脐带水管”的建设,还是南方的“淡化热潮”,都不仅仅是对环境稀缺问题的反应。它表明,关于水资源稀缺导致冲突的马尔萨斯叙事与关于稀缺导致合作的自由主义观念同样错误。相反,根植于后殖民国家形成、发展、冲突和分裂中的权力关系,推动了在过剩能力上进行财政成本高昂但在政治上方便的投资,而不是水管理的改善。北方和南方的水基础设施繁荣在其地缘政治背景中被理解,旨在将水资源作为和平进程中的政治资本。这种地缘政治条件下的水资源过度工程,最终为重新思考水、冲突和分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足的基础。
克莱门斯·霍夫曼(Mon)研究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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